在长江下游的上海还在忙于打捞以千计的死猪，3月13日，据中央电视台报道，在长江中游的湖北宜昌，长江小支流五龙河污水中又发现了50条猪尸，部分已高度腐烂，当地政府正前往事发地调查。相信接下来的几天，这些“病死猪的漂流故事”会不断发生，而指向的都是人们担忧牲口尸体是否染疫，会否危及水质。生猪养殖模式监管值得我们深思。生活在大江大河之畔的人们，恐怕都目睹过禽畜尸体漂浮而过。这次如果不是死猪尸体成千上万计，并且漂到作为内地金融中心的上海，恐怕不会如此轰动。无论如何，对环境污染的关注，哪怕是对疫症蔓延的敏感，有总比没有好，尤其是当前新型SARS病毒开始在全球肆虐，防患于未然相当必须。
事件发生后，在公众舆论的关注和压力下，死猪源头已基本锁定为浙江嘉兴，争论的只是这么多死猪同时漂在江上是否由疫病造成。上海的检疫部门在死猪身上检测到猪圆环病毒，这是一种传染性疫病；浙江省相关部门则坚称，生猪多是“冻死”，并无疫症；至于嘉兴方面，则声称虽然死猪的耳标来自嘉兴，但这只代表猪苗在当地防疫，其后在何处继续饲养尚未能确定。所谓死无对证，如果从技术角度把责任细分下去，追溯源头的结果恐怕早已预知。
且勿论这些牲口是冻死还是疫病而死，这与猪尸漂江是两回事——处理牲畜尸体的方法就是随便扔进江里？禽畜尸体的处理在中国有一套明文的标准程序，值得思考的是为何这些程序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？综合不同的报道来看，一个很明显的原因是，猪肉供应企业的货源其实大多数来自于不同村庄里的养殖户。在这些村庄里，猪多由散户关起门来养殖，他们不纳税，于是理论上应承担起处理养猪“三废”（猪尿、猪粪、病死猪）的地方相关部门就以收不到清洁费为由，能不管就不管。与此同时，散户养猪也造成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养殖户尽可能减少疫苗注射，例如猪圆环病毒，就因为疫苗价格较高且不在强制接种之列，散户一般都不给猪注射。于是，一个合乎逻辑的推测是，当大量猪只染病，个体养殖户没有实力应付，只好让猪病死，然后扔到路边或垃圾堆；对于必须清理垃圾但又要节省成本的当地而言，最简单地做法就是把这些死猪扔到江里，让它们漂走。
在确切的调查结果出来前，上述情况只能是一种合力推测，但如果真相确实如此，那么问题显然出在这种连起码的监管都欠缺的养殖模式之上。当年，某些奶站向散户奶农收奶，只求压低价格不管生产过程是否合乎标准，结果是三聚氰胺被掺进奶源之中，最后给整个行业的信誉带来很大打击。这些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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